一、并不难懂的法律 《新京报》本月12日曾经以看得见的物权，看不懂的物权法为题刊发了一篇短文（作者署名江厚良），认为看不懂物权法的原因在于立法语言和话语风格的选择上，在平民化道路与专业化道路的争论中，立法者如何让绝大多数社会民众了解和参与，应该更有所作为。
调查性报道在司法程序中可以是公布司法机关的调查，可以由记者独立完成。可是我们的警察可以闯入民宅去查夫妻看黄碟。
很多地方为了让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法院在行政级别上能够平起平坐，就让公安局长兼任政府副首长或者政法委书记，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高级别的公安部长是华国锋，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南方周末》报道，2001年2月20号，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和黑社会分子徐承平勾结，制造假案，指示刑警队长刘雄带领武装警察枪杀二手车市老板卞礼忠。从内部职能的分立来看，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应当分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鉴定被认为是一种侦查行为。佘祥林案是公、检、法三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始自警察。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司法审查中的公开听证。应当通过加强公民的权利保护来对抗国家的警察权 在侦查程序中，警察机关的侦查活动具有主动性与主导性。为此，供电问题被一拖再拖。
那就要看价钱和承受心理了。厚黑至此，霍英东亦竟能大度宽容，说不要跟他们争这种小利。一年700亿，还会贻误子孙。这是社会存在本身合理性、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基础。
如果没有信誉，法律条文有什么用呢？合同合约又有什么用呢？一个十年来健康、有效、作用巨大的企业，仅仅因为某个执法部门的某位领导对某项规章有他个人认为可以参照的解释，一夜之间，就变成近乎是非法企业，谁的信誉出了问题？当我在这里发言时，我所关心的，不是所提具体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恰当处理，而是这些问题拖着的长长阴影，使我不得不关注。有人贪天之功，有人搞对着干，有人指责漫骂，有人从中作梗，有人故意设置障碍，有人敲诈勒索，有人干脆排斥。
除收受180多万外，他还以赌博、周游世界等方式挥霍二千多万国家财产，又以私袋10多万元的小利就无偿拨出100亩土地给私人老板，更在2000年番禺撤市前夕以每平方米107元的低价划拨靠近广州市区华南板块土地25,620亩给八大地产商，（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0月24日）。而腐败竟有普遍前腐后继之势。但大桥收费十几年，群众有意见，人大代表也不断质询。今天想借《信报》一角，讲一下多年来想讲的话。
而不是自己的投资如何能收回。霍英东既被视为外人，便照咬不误了。演员按照组织者提供的材料编出一组节目。霍英东在南沙搞开发建设，从没有用过什么优惠政策。
霍英东差点吓出一身冷汗，只好紧急约见记者。也就是我的目睹，何以一直跟梁氏的上级不同。
类似的事情在其他路桥方面同样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败在官商勾结。
我感到无奈，看到霍英东以为改革开放应是大家认同的道路，建设南沙是对番禺人民极为有利，不料自己碰到的合作者，原来是要命的对手。为此霍英东付出的财富、心血和精力难以计算。至于他的烂赌烂游更为出众。所以他对南沙开发工作，不论碰到什么艰难险阻，总是义无反顾地倾情投入。而是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但建起来又怎样？一样被整垮。
在赌棍治下的南沙，地下赌场遍地开花。就是广泛空洞之说易含糊搪塞，易被误导为已经找到解决方法，因而可以拒绝追问、拒绝责任。
2003年初，中央决定加大反腐力度，结果又是12个省部级高官现出原型。作为管委会主任的梁某不可能不知道。
被司法机关判刑的高官数量，1992年之后大幅度增加。最有意思是那句不是一条狗。
一位网友周洪庆有另一种说法。如果不懂这些，搞什么市场经济？叫什么三个代表?官位可以赎买，但不受约束的贪得无厌之心不可赎买。弟弟搞基建，儿子装水电消防，女婿做绿化，亲信包运输，一手通杀。他认为，官员不怕失信于民的原因有三:一是官帽不在民之手，官帽拎上级领导手中。
说南沙的路怎样好，码头怎样好，花园怎样好……。百姓的说法很形象：现在，唯一制约干部行为的只有自己的良心，可现状是，我们的不少干部己经没有了良心。
原来因为是外人，处处消息被封锁。霍英东当时所冒风险可想而知。
却因梦里不知身是客，霍英东几乎被人赶走。要知道，南沙开发是跟番禺合作，番禺不出钱，却占有49%的股份。
使得权力的退出成本极大。这是南沙开发一大工程。上午禁完，中午便照开。拜金者会认为金钱是宝贵的，正如拜神者认为神是神圣的一样。
伍绍祖来参观时十分高兴。什么董事长之类，全是虚职。
想不到广州市政府连发十三个文件，说那块地另有他用，原合约不妥，谁都要顾全大局。桥建成后，霍英东从未收过一分钱，也没有准备收钱。
书记权力大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好事？中国皇帝无人管，眼皮下只有王土、王臣。而且评审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获奖人既要有较大的成绩，又必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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